文艺批评 | 王鸿生：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评《应物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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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长期以来，文学界一直期待着能有一部巨制，对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的当代士林和中国学院知识分子群体，作出类似规模的书写。现在，《应物兄》问世了。王鸿生老师认为，《应物兄》中存在着一种临界叙述，它抛弃了时间/空间、故事时间/叙述时间的二分法，它抓的是“须臾”、“一瞬”间的整体性，以描绘一种把“将来”和“过去”同时摄入“现在”的时空一体的“当下”。由此，《应物兄》的叙述呈现出移步换景、随物赋形的姿态。从叙述者来说，小说中的应物兄，既以临界者的身份获得了一种结构上的功能性作用，又以“间距”彰显书中作为活生生个体的敬畏、进退与情义。至于应物之“物”，在李洱笔下则呈现出饱满、结实的细节，既俯瞰人间世，又勾勒微物之神，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塑型方式。《应物兄》采用了一种总体性反讽，它并不指向特定对象和个体，而是形而上地质疑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和历史活动的盲目性。小说中“巴别”与“太和”的比喻，使得《应物兄》不仅是一部呈现、批判、探索当代知识生活的百科全书，而且可以被视为一个关于当代文明困境的隐喻。《应物兄》极为丰富的精神义涵、叙事艺术上的中国智慧和洇墨无痕的小说手艺，使它在汉语长篇叙事艺术和知识分子书写这两个方面，挪动了现代中国文学地图的坐标。

本文原刊于2018《收获》长篇专号（冬卷），感谢收获公众号及王鸿生教授授权文艺批评推送！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王鸿生

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

也许，孕育《应物兄》的最初一粒种子就是，某日，李洱忽然想知道：假如人到中年的贾宝玉，来到21世纪将会遭遇到什么？

当然，这只是个灵感的契机。至于这粒种子落在哪里，如何破土，怎样生长，招什么风，唤什么雨，最后又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是由不得那最初一念的。但好种子就是好种子，无论休眠期长短，无论要抵御多少风险和不良条件，作品的系统发育和繁殖过程，其实从一开始就被这粒种子的生命特性预定了。

一晃，十三年过去。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披阅增删，攥在手里的文字都快捏出水来了吧，修改仍是没完没了。河南人的格言，馒头不熟不揭锅。直到2018年11月底，在截稿的最后一刻，这部百万言左右的长篇小说才陆陆续续吐完，隔一阵吐一段，吐一段隔一阵，一副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样子。

在今天，以无限的耐心对抗这速度的时代，算不算一种激进的写作？

自《花腔》（2001）《石榴树上结樱桃》（2004）之后，李洱忙工作，忙孩子，忙着替人做嫁衣，忙着组织和参与各类文学活动，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作为一个在海内外颇具声名的作家，正值盛年，又处在文学圈的漩涡里，这个人承受了多少难产的焦虑和被嘲笑的尴尬？我们不知道。一边在日常消耗里谈笑风生，一边默默运斤，吐丝结茧，他是如何应对外在的压力和自我的分裂的？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李洱在憋一个“大炮仗”的风闻终于变成了事实。一部被坊间传说了多年，但谁也不知道葫芦里究竟装了什么药的作品，忽然摆在了读者的面前。还有人愿意读这么长的小说吗？文学界将如何评价《应物兄》？不免令人好奇。至于我，一开始，还真有点蒙，有点读不进去。一旦进入了，便不时地发笑，然而笑着，笑着，却已身陷八卦阵中。半部读罢，惊叹珠玉满盘。二度拿起，始觉五味杂陈，悲从中来。待下半部陆续寄到，再连起来细细品味，我终于敢确认，自己当真是遇到一部奇书了。

李洱兄啊，“你没有亏欠这支笔”！

01

在时空一体的当下

回头检视，发现刚开始读不进去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急性病遇上了慢郎中，快节奏的生活、阅读方式与细嚼慢咽犯冲；二是习惯成自然，被跌宕起伏、悬念丛生但可以迅速把握的故事惯坏了，乍一碰到这种完全吃不准走势的小说，难免会发蒙。

《应物兄》共四章，凡一百零二节。故事框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按传统文章的起、承、转、合，四句话便可以概括：第一章，济州大学拟引进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筹建儒学研究院，此事由程大师的访问学者、本校教授应物兄具体联络操办；第二章，趁程济世到北京讲学，栾副省长、葛校长、应物兄一行赴京拜会，双方洽谈成功，起院名为“太和”，院址就定在程济世儿时居住过的仁德路程家大院；第三章，被称为子贡的美国GC集团老总奉程先生之命到济州查勘、投资，济大“寻访仁德路课题小组”确址，工程上马，各种力量往研究院塞人，应物兄被边缘化；第四章，研究院建筑落成，地址却选错了，而程先生还没有来，应物兄则遭遇车祸，生死不明。

李洱《应物兄》90万字，刊载于2018《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冬卷），全本

为何虚构出一所济州大学？盖因李洱的老家就在河南济源。不要小瞧这个济源，寓言《愚公移山》里的王屋山就坐落在这里。王屋山又是济水的发源地，而济水乃古代著名的“四渎”之一。“渎”特指能独立入海的河流，以此，济水曾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所谓“江河淮济”。济水与黄河交错，过黄而不染，默默转入地下，一路清澈而去，故历来被称为君子之象征。济源即济水之源，山东济南、济宁、济阳，都因济水而得名。济水流域多仰韶、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布满中原先民的足迹。借熟悉的、有着深厚华夏文明渊源的故乡想象一所大学，想象这所大学在21世纪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确很有诱惑力。

问题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何以需要百万言来讲述？那么多的篇幅、文字将用到哪儿去呢？很显然，儒学研究院的故事只是一个过道，一个壳子，作者的心思和注意力根本没放在这儿。那么，小说的重心在哪里？且让我们以小说的时间问题为起点，一步步予以探寻，希望答案可以逐步明朗。   

小说的故事时间不详。读者只能从某些边缘因素作出揣测。书中讲应物兄二十多年前一篇读《美的历程》的文字被贴到了网上，我们已知李泽厚这本书的初版时间是1981年；有一笔提到海昏侯墓葬，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时间是2011年；书中广场舞大妈热衷的流行歌曲《小苹果》则发布于2014年。小说第一章有一节叫“春天从镜湖开始”，到第四章后面已大雪飞舞。通过诸如此类的蛛丝马迹，大致可以推断：从春到冬，故事时间最终被设置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某一年内。考虑到这部小说写了十三年（即从2005年开始动笔），加上不断地推翻，改写，又可以认为，故事的发生时间与作者的写作时间基本是同步的。这就是说，李洱必须眼睁睁地盯着瞬息万变的“当下”，不断想象着“以后”，回忆和筛选着“过去”，并将其编织、缝入流动的“现在”。而这样摇曳、动荡的内时间意识，将注定这部小说是难以终结的，是永远也写不完的。由于“以后”在不断涌入，“过去”在不断发酵，“当下”的摊子会越铺越大，写作的周期将越拉越长，一切事物自行跳将出来，纷纷扬扬，根本无法预测也难以按条理作出归拢。

这正是考验结构化能力的时刻。也是孤注一掷的时刻。显然，所有人为的、定向的线性预设，哪怕是双线的、多线交织的叙述，都不能体现“当下”时间感知的真实性。因为这个“当下”，是急剧变幻的当下，是将稍纵即逝的事物定格于文字的当下，也是时空一体的当下，在写作过程中，它必须有能力把“将来”和“过去”同时摄入“现在”。

谭淳说：“喝茶的人喜欢谈过去，喝酒的人喜欢谈未来。”

程先生问：“那你喜欢谈过去，还是谈未来？”

谭淳说：“我喝咖啡。喝咖啡的人只谈现在。”

要呈现谭淳的咖啡式的“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故事时间虚化，甚至把故事时间变成空间故事，把历时性的书写变成共时性的书写，让应物兄“当下”的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共同在场。如此这般，其前提必须要打碎或断开时间的线性连续，至少让时间如草蛇灰线，若明若暗，即出即没，以弱化线性逻辑对叙述活动的强制，从而避免把各项叙述内容机械地挂在物理时间的链条上。所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这么教导的。由此诞生的叙事，乃是一种临界叙述，临界叙述摒弃了时间/空间、故事时间/叙述时间的二分法，它抓的是“须臾”“一瞬”间的整体性。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已普遍接受西方叙事时间意识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把一种传统的美学智慧带回了家。

于是，我们好像一脚踏入了全景式的《清明上河图》。打开卷轴，一组一组有机画面在生动流转。不同于西洋画法的焦点透视，《应物兄》的总体布局类似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其叙述机关是：移步换景，随物赋形。

他看到院子里还有几条狗。有一条高大却精瘦的狗，它在湖边的鹅卵石地上跑来跑去，姿式优雅，有如踩着舞步。有时它会用纤长的后腿直立起来，而把前爪搭在一只藤椅上，扭回头，朝这边张望。它的脑门上全是皱纹。他觉得，它是年轻身体与衰老大脑的混合物。这印象当然是不对的，但很顽固，无法消除。还有几条小狗，胖嘟嘟的，颜色棕黄，就像毛皮手套翻了过来，它们哼唧起来就像鸟叫。有两只小狗站了起来，互相扔着一只毽子，就像在打排球。不过那只毽子很快就被它们扔到了湖里。还有一只体形较大的狗，他认不出那是什么狗。它在近处散步。但它走着走着，就靠着一张木桌开始蹭痒痒，桌子上的笔筒、茶具、咖啡壶顿时摇晃起来。或许是经过了严格训练，它的分寸感掌握得很好：笔筒虽然摇摇欲坠，但终究没有倒下。于是那条狗得意地走开了，一时慢速，一时快速，惊飞了几只蝴蝶。哦，不是蝴蝶，而是蜻蜓，它们的翅膀有如碎银闪烁。

其实，在第一章的前十多节里，主要人物及其关系业已托出，但人物性格及其关系的面目、渊源依然是模糊的、即言即止的。小说从来不追着一条线讲述，而是不断地“埋线头”，不断地丢下这个线头又岔开去捡起另一个线头。比如，应物兄与其妻子乔姗姗的关系何以会弄到长期分居、“见面吵，不见面在心里吵”的地步，要隔几十节，再隔几十节，才能一层一层见分晓。

而在别的小说里可能用力展开的情节，小说往往一跃而过。“太和”不仅指太和研究院，还指太和投资集团，后者是子贡、铁梳子和陈董三方共同出资组建的投资集团，目前任务是胡同区改造，以后还将参加旧城改造；太和研究院将简称“太研”，太和投资集团将简称“太投”。像这类官学商相互借力的开发套路，以及随之而来的强拆纠纷，都是人们熟知的。小说对此类过程只做交代，不做叙述，仅借校长秘书乔引娣之口，几句话便告知了尚不知情的应物兄。倒是在即将被拆的胡同里，应物兄车窗玻璃遭袭的场景却刻划得令人悚然：

“咚——”

那声音就像源自梦境的最深处，并迅疾来到梦境与现实的交界地带，使他的整个身体都剧烈地摇晃起来。

…………

砸向玻璃的，其实不是砖头，而是一只猫，一只黑猫。

当他下车的时候，那只黑猫的一条腿还卡在雨刷器和碎掉的玻璃之前。它没有死透，尾巴还在抖动。浑圆的脑袋，现在塌掉了一角，血就是从那个塌掉的地方涌出来的。血腥气很浓，似乎有点酸奶的味道。一根白色的骨头，反向地从后脑勺伸出来，从黑乎乎的皮毛中伸出来，骨头顶端是弯的，像鱼钩，钩着一块肉。肉色浅淡，像野桃花。

如何将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关联起来？自从有了电话和视频，技术上已不成问题。下面这段叙述就别出心裁地运用了现代传播工具：

应物兄隔着电话，能听见费鸣旁边有人说话，谈的是汽车后备箱被撬的事。有个人说，车放在停车场，可是早上起来，后备箱里的小冰箱却不见了。费鸣对那人说：“开豪车，不偷你偷谁？”听上去，他们已经开完会了。那人说，倒不是心疼那个冰箱，而是心疼小冰箱里的那两瓶红酒，正宗的拉菲啊。费鸣说：“活该。”那人急了：“你吃了火药了吧？”费鸣没有再回答那个人，而是对他说：“应老师，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讲嘛。”

东拉西扯，栩栩如生，但烟火气十足。在临界的当下，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什么声音、什么想法，就忽然闪入了生活。无法逸出的存在的偶性。但存在的偶性怎么能讲述呢？不能，它只能显示，现象学还原意义上的显示。随物赋形。好吧，那叙事动力怎么办？好办。就像《红楼梦》一阵风刮进一个人，在《应物兄》里，这叙事动力居然就来自看不见的风：暖风，寒风，士风，政风，民风，时风，流风，世风，君子之风，草上之风，《诗经》《楚辞》里的风，唐诗、宋词里的风，各种不期而至的风，从四面八方来，从将来、过去、现在来，风吹过，满世界的树叶飒飒作响。

风向无定，但物有所感，所谓应物，又何尝不是应风？

不少人注意到，《应物兄》只以每节起首的二三字作标题，这种非标题的标题几乎闻所未闻。许多代词、关联词、语气词，如你、他、它、之所以、但是、哦、虽然、接下来等等，全是莫名的、不起眼的、无暗示的，完全不具有“关键词”意义。把叙述的“眼”故意藏起来，也是为了顺应“风”，为了防止阅读者习惯性的提炼。试问：谁能够去提炼一阵风呢？风是随机的，也是无形的。一个粗线条的故事框架，无数难以预期的情境，一经“风”的吹拂、感染、点化、席卷，便散枝开叶，舞动起来，一切眼见的、耳听的、心想的，都纷纷涌入，旋转，世界在自我绽放，自行吐露，随风而来的人、事、物，挤挤攘攘，相互裹挟，小说的重心便落在对它们的捕捉上。

《应物兄》之所以显得枝蔓牵连，杂花生树，就是为了准确地写出这种流动的万物共生的状态，写出这个暧昧的、方生方死的“当下”，并去探索中西、古今、现实、心理相互交织的时空一体的秘密。这时空是如此廓大，借助小说人物的足迹、知识、传闻，纵向可溯至夏代二里头文化，横向则辐射到美国、墨西哥、英国、土耳其、印度、坦桑尼亚、新西兰、日本、韩国、蒙古、沙特阿拉伯，以及来自那里的文化信码。这时空又是如此细微，细微到不凝神谛听就难以觉察，大量的秘密消息，那些来自历史的、自然的、人心的、天道的消息，往往就藏在一只蚂蚁、一朵野花、一句闲言碎语里。

《应物兄》动感十足，但它俨然不是一部行动小说。虽然按现实主义成规，各种人物关系、各类事件脉络被照应得不露声色，虽然人、事、物都在动、在说、在做，但表达的活跃度，一点儿也没有推进故事进展的功能。在行动层面，毋宁说故事是静止的。由于情节长时间处在延宕之中，由于注意力不断被精湛的无法拒绝的局部描写所吸附，我们也只能听任八方来风，驻足于鸟兽鱼虫，动而未动，言而不言。

作者是怎么想的？这种非时间化的时间，这个将时空融为一体的当下，给现代汉语叙事学出的是什么难题？

李洱

02

一脚门内，一脚门外

叙事的“当下”性，小说的“移步换景、随物赋形”，毕竟与诗、画存在一定差异。诗、画的视角，就是作者的视角，作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而小说的书写对象与作者之间，则夹着一个叙述人，小说的视角即叙述人的视角，哪怕这个叙述人是隐含的作者。

《应物兄》需要一个特别的叙述人，这个叙述人就是应物兄。作为叙述人的应物兄之所以显得特别，主要是因为：它既是作品里的一个人物，也是作者化入作品人物的“分身”之一；它既是一个非主人公的主人公，又是一个创造了隐含作者的作者；虽然小说的一切描写、对话、事件，或见或闻，或印象或记忆，或思索或感觉，都严格出自应物兄“在场”的有限视角，但这个叙述人却又具备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收视返听的能力。既然叙事时空是临界的，叙述人在逻辑上必然也是临界的。一个临界的叙述人，只能是半个“局外人”，一脚门内，一脚门外，它必须学会在门槛上生存。

此之奇谬，盖因讲述世道人心，只有临界者才能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于是，仿佛游走在时间与空间、梦境与现实、已知与未知相互接引的界面上，它（他）边讲边看，边听边想，从而获得了一种“究天人，通古今”的超越性的自由。

应物兄本名应物，只是出书交稿时忘了署名，出版商季宗慈交代编辑说，这是应物兄的稿子，小编随手填上“应物兄”三字，这名字遂流行开来。一般来讲，作家起书名、人名往往非常讲究，除了上述“特别”的理由，李洱的小心思还在于，防止读者把应物兄完全当作他本人。就像在马路上立了一排有空隙的隔离带，李洱不用翻越路障，就能自由来回，穿梭而过。你们可以说我是应物兄，我也可以说我不是应物兄，一个人总不能称自己为“兄”吧？写到这里，我仿佛都看见了李洱那种带着狡黠表情的嘎嘎大笑。要知道，应物兄额上的三道深皱，无意识地把别人的打火机装入自己口袋的积习，冲澡时用脚洗衣服，喜欢看“双脚交替着抬起、落下，就像棒槌捣衣”，实在与生活里的李洱严丝合缝啊。

还是让我们对“应物”二字做点释义吧。应，有顺应、适应、响应、应对、应变、应付、照应等义。物，复杂一些：《周易·序卦》云“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指具体实物；《荀子·正名》曰“物也者大共名也”，指事物之共名；而《老子》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则将物视为道一般的客观存在。《中庸》以己、物对举，《孟子》以心、物对举，明代大儒王阳明《传习录》的“物即事”“心外无物”，干脆认为，物就是心事。

由此可见，“应物”一词，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大有来头。“应物随心、应物通变”讲的是内在自由，“应物而无累于物”讲的是在世俗中超越世俗，“无常以应物为功，有常以执道为本”（欧阳修《道无常名说》），应物其实应的是“有无”之道。不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被物化，应物其实也是应人，而按最初给应物兄起名的乡村教师朱三根用典，应物还体现了“圣人之情”。应物，亦应人、应世、应事、应道、应己、应心，凡此皆说明，作者将书名、叙述者名、主要人物名统一于“应物”，实有深意寄托焉。以一部书钩沉一个被埋在历史深处的词语，拂拭、擦亮，再将其所蕴含的古老思想之光折射于热闹而苍凉的现代社会，当代汉语长篇中我不记得有第二部了。

此话题且打住。从讨论叙述人的角度，《晋书》里“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这句话，似乎更让人在意。虚己应物的待人处世之道，恕而后行的仁者行为准则（即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也是小说的叙事之道。充分主体化的叙述人，是傲慢的、自以为是的叙述人，它往往会依凭自己的意志和主观的好恶，来决定故事的走向，支配人物的形态、行为、命运，并指派一些有名、无名的人物来衬托主要人物。《应物兄》无疑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叙述者，一个让事物自行自在的叙述者，一个内敛的、仁慈的、不对口中事物轻易臧否的叙述者。凡人凡物，无论尊卑、大小、长短，在《应物兄》中皆有其名。在它的讲述过程中，众声喧哗、众生平等，不仅体现于让人物按自己的身份、性格说话办事，让动植物以自己的姿态、色调活跃于大千，而且也体现在所述事物该占有的篇幅、位置，甚至还包括诸多人物、动物、植物、食物、器物的比重、出场频次。

应物亦尊物，亦周到地照应和善待物。以恕道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这个叙述人实在非常的儒家。人到中年，与李洱早先写知识分子的中短篇小说相比，应物兄的自我姿态和声调显然都低了下来，作为叙述人，它不再那么自得、饶舌，像个精力充沛、无所不知的话痨。与李洱著名的长篇小说《花腔》相比，作者的注意力也不再执拗于寻找和探索个人（葛任）的存在。记得李洱曾说过，自己的写作是“泡咸肉”，是盐与盐的对话：“释放一点点自己，以激活更多的他人”。当叙述人同时也是故事人物的时候，虚己即及时地移位、让位、侧身，以便接纳更多的他者，释放更多的声音，这一弱化主体而不是突出或消解主体的方式，应看作当代中国思想对西方启蒙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之紧张关系的疏解。虚己应物，具有特殊的叙事伦理意义，从这种叙事伦理意识的实践效果来看，作者已深谙叙述的德性。而创造出这样一个公正的、悲天悯人的叙述者，可谓当代中国小说一再向《红楼梦》致敬的重大收获之一。

相应地，作为书中的一个具体人物，应物兄虽然对全书至关紧要，但在作品中并不占有中心位置。他有思想、有学问但没有权力，有追求、有向往却无力遂愿，他不能把控任何事情，连仅有的两次“偷情”也是被动的、懊悔不已的。在结构上，他只是一个多功能的枢纽、通道——“他有三部手机，分别是华为、三星和苹果，应对着不同的人”，说明他时刻保持着与世界各方的联线；“乔木先生与别人谈话的时候，应物兄有时会充当润滑油，有时候会充当消防栓，有时候会充当垃圾桶或者痰盂，还有的时候会充当发电机”，是他在使用各种功能性的“招数”保证着话语活动的持续进行——这也是我将应物兄定义为“非主人公之主人公”的一大缘由。

除了抽象的叙述人和叙事功能上的枢纽、通道、润滑油、消防栓、发电机，应物兄当然也是书中的一个活人，一个当事者，一个有血有肉的观察者，谦抑、宽容的倾听者。应世、应事、应人、应己，他虽然内在反应极度活跃、灵敏，甚至忍不住腹诽，但在领导面前“诺诺”，在前辈面前“弟子服其劳”，在铸下大错的学生面前发个火却“把自己吓了一跳”，几乎把该忍不该忍的一切都“忍”了，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儒学修养自是一个方面，创伤记忆则是另一个方面。“知识分子的一个臭毛病就是逞口舌之快”，为此，应物兄差一点付出惨痛代价。小说在开卷第二节就提出了一个吃紧问题：如何管住舌头又不使精神喑哑？导师、岳父乔木先生早年告诫他：“记住，除了上课，要少说话。能讲不算什么本事。善讲也不算什么功夫。孔夫子最讨厌哪些人？讨厌的就是那些话多的人。孔子最喜欢哪些人？半天放不出一个屁来的闷葫芦。颜回就是个闷葫芦。”的确，“日发千言，不损自伤”。一旦遵从师教，他的思维却变得迟钝起来，一度还陷入了恐惧：自己真的变成一个傻子了？是不是提前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但是有一天，在镜湖边散步的时候，他感到脑子又突然好使了。他发现，自己虽然并没有开口说话，脑子却在飞快地转动。那是初春，镜湖里的冰块正在融化，一小块，一小块的，浮光跃金……自己好像无师自通地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我可以把一句话说出来，但又不让别人听到；舌头痛快了，脑子也飞快地转起来了；说话思考两不误。

伴随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听见的滔滔不绝，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他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长驱直入的思考：只有说出来，只有感受到语言在舌面上的跳动，在唇齿之间出入，他才能够知道它的意思，他才能够在这句话和那句话之间建立起语义和逻辑上的关系。他还进一步发现，周围的人，那些原来把他当成刺头的人，慢慢地认为他不仅慎言，而且慎思。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句也没有少说。

与此相映成趣的一件事是小狗木瓜的被阉。

医生用一个比耳勺还小的刀子，在它的阴囊上剜了一下，又剜了一下，手指轻轻一捻，两只睾丸就像玻璃弹球一样跳了出来。那时候它还没有睡着呢，一下子坐了起来，抬着沉重的眼皮，盯着他和费鸣。

手术后的木瓜性情大变，变得温情脉脉，行为优雅……当它陪着乔木先生在镜湖边散步的时候，就是遇到母狗也从不失态。它目不斜视，步履端庄。

在“自己跟自己下棋”的相互博弈里，应物兄学会了与世界和平相处的独特方式：间距。记忆中的那段“冰舞”，使应物兄理解了舞蹈者之间的间距：欲拒还迎。拒、迎之间形成了奇特的张力，这种“张力”或应有更具体、确切的命名？正如在诚实与撒谎之间，是否还有另一个词？在冷眼旁观与相拥而眠之间，有没有另一种状态？在清醒透彻与晕晕乎乎之间，会不会夹着别样的思维？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之间，是否另有奥妙？“之间”，这个同时确证了存在之亲密与疏离的“之间”，揭示了某种非距离的距离感，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应物兄和自己，乃至书中所有师生同事、上级下级、父女母子、朋友熟人，其交互关系多少都会透出亦拒亦迎的间距性。这种“间距性”几乎遍布于叙述的每一处夹层，使《应物兄》读起来，似乎每个局部都是踏实的、精准的，但整体感却是恍惚的、迷蒙的。李洱喜欢法国作家加缪，不是个秘密，但他用“间距”的世界来置换加缪“脱节”的世界，把“局外人”莫尔索变成“半个局外人”应物兄，则意味深长：“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的荒唐感与西方存在主义的荒诞感，区别恰在于一个“情”字。一如书中程济世先生所言：一个儒家可以节欲、寡欲，但不能寡情、绝情，更不能无情。

“我们的应物兄”，小说里反复出现的这一称谓，正体现着这种既亲密又疏离的间距特征。然而，这一声音源自于谁？究竟是谁在叫“我们的应物兄”？顺藤摸瓜，我们可以发现，原来作品设置了一种三层嵌入式的叙述视角：叙述者隐身在人物背后；隐含作者隐身在叙述人背后；还有一个“谁”，却隐身在隐含作者的背后。这个“谁”意味着他者的目光？还是文德能死前提到的那个奇怪单词Thirdself”（第三自我）？究竟是一个莫名的“他”在叫，抑或是一个更神秘的“我”在看，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设置了这一视点外的视点，我们就无法再自恋，再自欺了。

举头三尺有神明。知白守黑。《应物兄》的叙述人，当是一个懂敬畏、知进退、有情义的叙述人。

03

蹲在地上航拍，故事就膨胀开来了

现代人对物的态度：一是攫取，二是挥霍，三是遗忘。资本主义的竞争伦理，效率至上的功利主义逻辑，加速了把世界变成废墟的过程。现代人很忙，忙着占有，忙着消费，忙着丢弃。贪婪、急切、轻率，使现代人不再有“应物”的功夫，也不再能体会物之物性。如乔木先生所言，“心亡为忙”。《应物兄》动而未动，言而不言，有意识地让故事静止于当下，不啻是一个迫使加速度的现代性时间“停顿”下来的隐喻。为了唤醒人之初心，召回物之所是，“停顿”，把世界从一种同质化的进程中剥离出来，给我们带来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那些被无视、被废弃、被扔在某个角落里的事物，往往携有历史的体温和生活的密码。所以，本雅明把现代艺术家叫作“拾垃圾者”。记得小说里有个细节，一个被发配到济大附属医院处理医用垃圾的人，发现这是个不用怎么上班还有人送“红包”的美差，从此有了句口头禅：“一切都是垃圾，但垃圾是个好东西。”然而，说“垃圾”有价值是一回事，用“垃圾”、用一大堆“鸡毛蒜皮”去搭建一座文化大厦，却是另一回事。直观地想一想，就会觉得这简直是一系列恐怖的、无法开展的工程。当我斜靠在床头读到第四章的开头几行——“太和春煖”四个字，被风吹起了一个角。它抖动着，似乎想站起来，还要带动整张宣纸站起来。可它太软了，很快就委身于地了。它似乎有些不甘心，又抖动了起来”——突然浑身一紧，我知道，太和儒学院要黄了，而一件不可思议的文化工程要成了。在这个南方的初冬之夜，我不禁对李洱肃然起敬，并感到了几分陌生。

除了前面所谈到的临界叙事、时空一体、当下、叙述动力、叙述人问题，作品的塑型方式不能不引发探讨的兴趣。一般来讲，叙述者站位越高，越容易导致作品朝概括的、抽象的方向走，就像高空航拍，影像在轮廓上可以非常清晰，但想让地上的万物纤毫毕现，像素再高的相机也是做不到的。而《应物兄》非常打眼的地方恰恰是：细节。满眼飞舞的细节，信手拈来的细节，珠玉滚淌的细节，个个饱满、结实，神情毕肖。那么，既要俯瞰人间世，又要勾勒微物之神，怎么做到的呢？我只能把这种塑型方式叫作：蹲在地上航拍。

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小的宠物了。葛道宏的办公室，也养了几只蚁狮，也放在玻璃坛子里，坛子里装着沙子。“小家伙是天生的阴谋家，天生的杀手。你看它挖的这些小坑，其实是陷阱。蚂蚁掉进去，没有活着出来的。在显微镜下，每当蚂蚁路过，它立即从沙子里钻出来，挥动着头顶的两只钳子，不停地扬沙，扬啊扬，将蚂蚁打晕，然后再咬住，一点点拖进小坑，慢慢享用。坛子里的蚂蚁没有能够逃脱的。用不了几天，沙子里就会有细碎的黑色碎片，那是蚂蚁尸体的碎片。小家伙的嘴很刁，只挑好吃的部分吃。”

应物兄还记得，葛道宏这么说的时候，有一只蚁狮就像得到了指令，及时地从土里钻出来做了个示范。它挥舞着两只钳子，就像李逵挥动着两把斧子。葛道宏用竹枝挑了一下它身边的土，它立即蜷曲着，一动不动，好像在装死。随后，只见它扑棱一下翻过身，非常敏捷地蠕动着身子，倒退着，很快就钻进了沙子。

——《应物兄》

作为新小说派大师，罗伯·格里耶是西方作家中写“物”的圣手。无限地逼近，客观地描摹，光打在静止的物上，洞幽发微，但心与物却被有意识地隔离开来，视线是冷的。与罗伯·格里耶漠然的“物”不同，李洱笔下的物充满了生命的动感、趣味和情性。李洱有天生的物感，他对物的好奇、惊叹、关切，给了他一个可变换焦距、可用来航拍的精度极高的光学镜头，宛如在无数随机出没的事物间旅行，一旦捕摄到什么，他就会突然地兴奋起来，但绝不会打扰事物的存在。让物呈现，也是让物的历史与意义自行在场。眼与物、物与词、词与心，对视、离析、交融，在物的节律和知觉的秩序中，世界的形态、质感和温度就留下了。

罗伯·格里耶

“有一只乌鸦，正要从树枝上起飞。它先是翅膀一收，向后一缩，以便获得足够的冲力，然后像个飞镖似的，突然射了出去。”

——《应物兄》

词语的落点，像神枪手打靶一样快捷、简炼、精准。当然，也有拧巴的时候。

鹦鹉笼子旁边放着塑料盒，里面装的是通体发红的小虫子。华学明送来的，既是鹦鹉的口粮又是药品。它们密密麻麻纠结在一起，或者上下翻滚，或者摇晃着针头式的小脑袋。一看到它们，应物兄就感到头皮发麻，恶心，想吐。他有一种轻微的密集恐惧症，有时候看到蜂巢、莲蓬，也会感到不适。每次给鹦鹉喂食，对他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他需要闭上眼睛，把一张硬纸板伸到小盒子里，等小虫子爬上了纸板再塞进笼子。这期间，他会感到头皮发麻，好像在放静电。

——《应物兄》

对小说的建构来讲，物的意义是非凡的、广袤的。如果拿掉作品里密集的、规模化存在的“鸡毛蒜皮”，就不是大厦里有没有装东西的问题，而是大厦本身还能不能存在的问题。作为不可或缺的叙事要素和支撑，《应物兄》对物近乎于痴迷，李洱关于物的知识储备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这部作品细致地描写和提到了数十种植物，如松树、茶树、荇菜、玉米须、野兰花、菖蒲、楷木、猫薄荷、烟叶、皂夹、苜蓿、猕猴桃；近百种动物，有猫、狗、蝈蝈、驴、白马、鹦鹉、渡鸦、寒鸦、杜鹃、林蛙、土蜂、鸡、鱼；还有器物和玩具，如鼎、觚、爵、钟、鼓、伊斯拉莫羊肠琴弦、玳瑁高蒙心葫芦、铃铛、拨浪鼓；食物方面，则对仁德丸子、套五宝、鱼咬羊、羊腰子、羊双肠、羊杂碎、烤全羊等，给予了不厌其详的生动叙述。物有自己的故事。它们本是自足的存在，但一进入小说，便与人物特质、叙事环境发生了意义关联。

如果被遗忘的知识也是一种“物”，一种被丢弃的“垃圾”，那么，唤醒现代人的知识兴趣，重温那些尘封已久的词语或先贤的遗言，就是某种文化记忆上的反熵努力。我们无法不注意到，不算作者自己编造的假书、假报刊和一本正经的伪注，《应物兄》借对话、讲演、讨论、著述、回忆、联想，所引用和谈及的中外古今文献高达数百篇（种）。通过《诗经》《易经》《道德经》《论语》《礼记》《尔雅》《孟子》《墨子》《史记》《尚书》《华严经》《托拉》《十戒》等经史元典，《理想国》（柏拉图）、《诗学》（亚里斯多德）、《五灯会元》（普济）、《梦溪笔谈》（沈括）、《周易本义》（朱熹）、《国富论》（亚当·斯密）、《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仁学》（谭嗣同）、《朝霞》（尼采）、《释梦》（佛洛伊德）、《鲁迅全集》《人道主义书信》（海德格尔）、《江村经济》（费孝通）、《偶然、反讽与团结》（理查德·罗蒂）等中外名著，大致可看出作者的思考背景和阅读范围。至于书中或展示、或引用、或杜撰、或调侃的诗、词、曲、对联、书法、篆刻、绘画、音乐、戏剧、小说、影视、民谣、段子、避孕套广告、奥普拉式的综艺节目，以及巴士底狱病毒、X连锁隐性遗传病、性瘾症、艾滋、脂肪肝等，兹不一一枚举。从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追求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在生物学、历史学、古典学、语言学、艺术学、医学，乃至堪舆风水、流行文化等领域，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其所积累和触碰到的知识量堪称浩瀚。

如此繁富的物元素、知识元素，经细细咀嚼被吸纳入文本，故事自然就膨胀起来。但这决不意味着知识的堆砌和炫示。以小说的方式驾驭、整饬这些元素，而不是将之拼贴、组装、焊接，有极高的难度系数，知性能力和叙事天分一样都不能少。让形形色色的物在叙事中自然地穿插，让杂七杂八的知识话语像礼花一样绽放，让人、事、物、理、识、情卯榫相接，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相互映照、对质、发问，作品才能像有机生命一样呼吸吐纳。《应物兄》将知识元素化，元素意象化，意象历史化的叙事塑型方式，颇得《红楼梦》神韵，其功能是多方面的：增加了文学趣味，丰满了人物形象，聚合了丛生的疑惑；当然，更重要的是，立体地呈现了当代人知识生活的形态；摸住了不同校园知识分子的脉象；还有对知识存在论困境的揭示，比如，对知识的近乎无耻的利用，以及当知识者完全被知识包裹起来时，他反而变得无能了。

在征用各类知识点的时候，作者显得敏锐而奔放，顺应文本的语境和世界的语境，通过人物之口，李洱屡有思想的挥洒。比如，围绕一只“觚”，不同解释性话语就显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涵义：礼的形制；名与实的关系；装饰品；封建主的奢侈；一般文物等等。像李政道“时间子”（Timeon）假设的时光倒流，甘地奇怪的禁欲主义技巧，（与西方迫害/支持模式不同）儒家对同性恋一向不斥不倡的态度，书中都煞有介事地进行了论证。还有理学与道学、新左与新右、地球生物物种灭绝等哲学、政治学、生态学热点，一概都落在小说的视野之内，诸如谭嗣同与激进主义的评价，谭淳分别初遇姚鼐、程济世时，就爆发过两次激辩。关于中美关系，作品也忘不了拿来敲打，说“美国是需要敌人的国家”，因为敌人能警醒自我，柳宗元的《敌戒》才一百四十四字，便“讲透了中美博弈的实质”，等等。《应物兄》许多节段或只言片语，常令人捧腹又发人深省，看似天女散花，漫无边际，但综合起来，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象，一些人类所纠结的现实困境，却切片般显影了。

04

听夫子们自道，悲悯感挥之不去

应物，主要还是应人。

已故名人如徐志摩、季羡林、亨廷顿、兰波、海子等，书中议论不避其长短。在世闻达如马云、比尔·盖茨、易中天、于丹、顾彬、张艺谋、刘晓庆等，小说也会或赞或嘲地捎带上几句。用到这些人物的“符号化”功能，大多没什么微言大义，只是随手拈来，以显示小说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氛围。但也有用了心思的，如虚构李泽厚与程济世聊灵肉关系的场面，是为了突显李氏在这方面的真实想法；安排书商季宗慈与北岛在香港喝茶，是有意让北岛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在书中出现；将余英时、杜维明称作程先生的朋友，则纯粹是为了防御，故意使用排除法，以防止读者将这二位与虚构的儒学大师程济世对号入座。

作为一部不分卷、部、回的超长篇小说，《应物兄》各色人等纷纭出没，仅给予不同篇幅描写和勾勒的鲜明形象，不下七十余位。人物遍布政、商、学、媒体、寺院、江湖、市井，但主体仍是三代学院知识分子。老一代知识分子，除了程济世，都是新中国历史实践的参与者、见证者，其中不乏“文革”时期在桃花峪蹲过牛棚的过来人。所谓中生代学人，或早或晚，都在1980年代接受了高等教育，与那个狂飙突进又难免“裸奔”的文化青春期脐带相连。晚生代则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是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这类乎三个不同的“文化人种”。

抚遍历史沧桑，扛过了新生共和国最艰难的历史阶段，在一个和平崛起的民族发展时期，虽各种思潮或明或暗地汹涌，各种痼疾新症叠加丛生，但济大教授、学人们的生活总体是安定的，小康的或富足的。社会的动荡，不再来自强敌入侵、神州陆沉，也不再来自急风暴雨的革命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知识分子无法割除的忧国忧民情怀和永远的不安分感，开始更多地内化为无穷无尽的“心事”。也许，一件心事可以写一个精湛的故事，但无数的“心事”怎么去写呢？西方现代小说发明了“意识流”。意识流固然是伟大的，《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尤其是伟大的，伟大如天书，但天书有个遗憾，就是一般读者根本无法问津。如何将许多人的许多心事，卤水点豆腐似的聚合成一个时代的心事，并使中国人感到亲切，《红楼梦》的东方式叙事智慧再度启迪了李洱。《应物兄》没有用曲折动人的情节，也没有用意识流手法，而是循日常的“言行举止”，即时的“所感所发”，来塑造三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当下风貌，不仅有着充分的社会学和美学依据，而且也推陈出新地将《红楼梦》每回都以“话说”“却说”起头的全知叙事，改造成了“他见”“我想”“后来才知道”等更为自然的有限叙事。

《芬尼根守灵夜》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是讲“我”根本不知“他”。岳飞有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说的是“你”压根儿不懂“我”。这都是决绝之辞。一决绝，话就不必说也说不下去了。《应物兄》的叙述讲究的是“欲拒还迎”的间距，搭伴的舞者必须在相互运动中给对方留下缝隙。“间距”不可能那么决绝，它处在知与不知、懂与不懂之间，它必须借助语言自身的临界性质，让人与人、心与心、话与话，互相接着、赶着，有疏隔有亲密，有挤对也有粘连与兼容，使叙述话语能随着自身的语境而上浮、下沉，不断流转。让差异性事物裂而不分、嵌而不合，是临界之思特有的伦理特征之一。因此，在《应物兄》里，知识与知识的拌嘴，心智与心智的碰撞，观念与观念的斗争，真理与真理的辩驳，便构成了知识生活本身的样态。  

小说里三代夫子们自道所触及的心事，太值得琢磨。

孔子不做帝师做素王。书中的儒学大师程济世两者皆不做，却有人称之为“帝师的帝师”。就其学养、气度、眼界、心性而言，此人绝非浪得虚名。听说应物兄的妻子、乔木先生的女儿乔姗姗是研究女权的，立马便问，“她是西方女权主义者，还是儒家女权主义者”，随后解道，“若是西方女权主义者，她就应该生巫桃女士的气，觉得她不应该嫁给一个糟老头子。若是儒家女权主义者，她就应该生父亲的气，觉得他娶这么个年轻的女人，让她这个做女儿的，脸上挂不住”。说话时大概忘了，程先生自己所娶的谭淳，至少要小他一辈。当听闻何为教授对自己的揶揄，他还击道，“她说我在西方研究儒学，是穿露脐泳装拜祠堂。我让学生查了一下，原来她是研究古希腊哲学的。照她的逻辑，在中国研究古希腊哲学，是不是穿三寸金莲进神庙？”当有西方议员对中国计划生育制度予以指责，他教人这样回应，“儒家文化强调实用理性。孩子嘛，需要了就多生几个，不需要了就少生，甚至不生”，“不要和他们多啰嗦。只需说一件事，就让他们闭嘴了。孔夫子身强力壮，可只生了孔鲤，孔鲤也只生了孔伋。孔夫子是三代单传。世界上，最早实施计划生育的，就是孔子”。

尤其是他举重若轻的史识，不妨可视之为作者读史的心得：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也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孔子此时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他。传统一直在变化，每个变化都是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暂时的终结。传统的变化、断裂，如同诗歌的换韵。任何一首长诗，都需要不断换韵，两句一换，四句一换，六句一换。换韵就是暂时断裂，然后重新开始。换韵之后，它还会再次转成原韵，回到它的连续性，然后再次换韵，并最终形成历史的韵律。正是因为不停地换韵、换韵、换韵，诗歌才有了错落有致的风韵。每个中国人，都处于这种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

学问多的人，自然见什么都能说出个道道。比如，对力主引进他的葛道宏校长，程济世担心是个“草头王”，位子坐不稳。待二人见面，程先生却说：“这葛字从艸，曷声。这‘曷’有‘口’有‘匃’。‘匃’者何意？是举起手来，叫那些跑来跑去的人停下来：别跑了，别跑了。上面加个‘口’字，是劝说的意思。济世在海外奔走多年，跑来跑去的，也累了。如今相逢，能一见如故，是不是缘分？”

此刻，年少时便在解放军的炮火声中随家出走台湾的程先生，“叶落归根”的心愿自然是真切的，其“怀旧”情愫也是温馨的：

济哥叫，夏天到。我最喜欢听济哥的叫声。放下廊檐下的苇帘遮阳，躲在廊檐下，听济哥叫，真是好听。我喜欢的一只济哥，是父亲的一个朋友送我的。我是小心侍候着，用蛋黄、肉糜、肝粉喂养。我后来又见到过别的济哥，可都没有那一只好。听着济哥叫，很快就睡了过去。在廊下昼寝，粗使丫环和老妈子要垂手站在庭中，蝇子飞不过来的。秋天有小阳春，在廊下站站，也是好的。最有情趣的还是冬天，隆冬！鹅毛大雪，廊前的台阶叫雪给盖住了。扫了雪，雪是白的，地砖是黑的。到了夜间，你在屋里看书，能听见落雪。

但他不知道济哥已经绝迹。为了能让程先生听到故乡蝈蝈的叫声，生物学家华学明受命带一个团队，日夜奋战，竟用死去济哥的卵细胞复活了济哥的鸣唱。校长葛道宏在会上宣布：济哥的羽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结晶，是生物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如果华学明教授哪天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也不要吃惊。当然，读者后来知道，野生济哥并没有真的绝迹，这让欣喜若狂的华学明几乎濒临崩溃。

看上下如此大动干戈引进程济世，乔木先生阴阳怪气地对应物兄讲，“济世先生是富家子弟啊”，“富家子弟做出的学问，好啊，好就好在有富贵气。钱书先生的学问，就有富贵气。至于与老百姓有多大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乔木与考古学家姚鼐、柏拉图专家何为、经济学家张子房，并列济州大学堪称先生的四大博导。他散淡成性，无意功名，学术造诣莫测高深，还是个书法大家。他的名言是：“学问都是茶泡出来的，都是烟熏出来的，所谓‘水深火热’是也。等到头发白了，牙齿黑了，学问自然也就有了，所谓‘颠倒黑白’是也。”看久了世道人运，他感慨：

自古以来，杀人如麻，如砍瓜切菜者，佛家倒是鼓励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连一只猴子，都能成为斗战胜佛。那些行善的人，那些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成佛的机会反倒很小。这就像老师带学生。坏学生经常不交作业，偶尔完成一次，老师赶紧发个奖状给他。那些规规矩矩的好学生，老师顶多口头夸上两句。

有趣者，这位乔木先生自己搞的是古典文学，最关心的却是女儿的英语成绩。

乔木的好友，前省报主编麦荞也是个人物。早年批林批孔时，他写的《新三字经》一度流传，80年代为时代精神激动，晚年信佛了，又念念不忘焦裕禄的泡桐树。他专门著文，谈泡桐树与佛教的关系。麦老说，桐树的“空心”，最能说明佛教中“空”的概念：那个“空”，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但它统摄实体和虚无；那个“空”，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简称八个“不”。

闻一多弟子姚鼐毕业于西南联大。80年代在家里开课，讲《离骚》，讲《春江花月夜》，讲乐府诗《公无渡河》，讲闻先生的《太阳吟》，激情一时无两。“时间重新开始了”，“历史从来不会浪费，历史从来就是得失相偿”，“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那时是何等意气风发……如今，老先生还是像乃师一样抽烟斗，烟丝仍用那个老牌子，常被人簇拥着“从这个会议到那个会议，连开的什么会也不知道，也懒得知道”。一个“懒”字，活脱脱把个清醒的老糊涂点亮了。

哲学家何为先生独身一辈子。临终前不久，其弟子文德斯陪应物兄去医院探望，她开玩笑：“文儿胆大，把孔圣人的徒弟拽来了。”“应物兄，谢谢你来看我。你这个‘兄’字，占了我老太太的便宜了。”接着示意他靠近说：“出院了，我们合开个会。不搞耶儒对话。耶稣与孔子又不是同代人，差着辈分呢。要搞就搞孔孟与苏柏（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让他们掰掰手腕子。”清清爽爽几句话，无一废字，每读每热泪盈眶，所谓不抒情的抒情，这大概就是极致了。

应物兄记得，多年前老太太在课堂上讲过一个关于善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张子房先生的母亲。当年，上面传达林彪叛逃的消息，张母竟然说，林彪火急火燎上了飞机，也不知道带干粮了没有？善而至此，夫复何言？何为最惦记的人就是张子房，遗嘱是只有张子房先生才能为她致悼词。但被传为疯子的张子房已久不现身。此人一生好辩，何为先生的遗体尚躺在医院里，大家以为他这次肯定会露面了，他还就是不去，应物兄猜想，这也许是他与世界的另一场辩论。事后，张子房自个儿去火化了这位“小姐姐”。笃信“礼失求诸野”的经济学家张子房，现在隐身于一个大杂院，让程济世念叨了一生的仁德丸子的始创者、会拉二胡的灯儿居然还活着，也住在这个大杂院里。从民间的吃喝用度出发，张子房立志写一部新的《国富论》，他给邻人题的一幅不装裱、不落款的字是：

凿破苍苔地

偷它一片天

相比之下，乔木的另一位好友，曾一同下放桃花峪荷锄、养猪的双林院士，更因质朴而显得珍稀。这位在猪圈旁也不忘用算盘计算导弹运行数据的物理学家，离开五七干校后即隐名大漠，长年与家人不通音讯，妻子死了、埋了也不知道。到了有孙子的时候，还没得到儿子双渐的谅解。他多次悄然潜入济大图书馆，只是为了看一眼可能来此查阅资料的儿子。他一直保持着读古诗、打算盘、用毛笔写字的习惯，与同代人用文言通信的习惯。乔木先生叫双林院士“导弹”，最爱和他抬杠，常拿他写的“出律”的旧体诗开玩笑。两人对下放劳动的看法也不同，双林院士居然认为：自己是在劳动中发现了自己的腿、手、肩、心脏，甚至发现了脚后跟的意义，到了五七干校，才知道脚后跟可以坐，蹲下吃饭的时候，它就是你的小板凳；当然啦，因为吃不饱，也发现了自己的胃。他说服孙子入党的理由是：“一个人啊，倘若没有坚定的信仰，早上清醒，并不能保证晚上不糊涂，所以你要入党。”晚年，他常到重孙女读书的那所小学，义务给孩子们讲有趣的算术知识，教孩子们读古诗。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是李商隐的《天涯》：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

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

得知自己患前列腺癌后，他“失踪”了。妻子坟前倒伏的青草、未燃尽的香烛告诉寻找的人们，他来过。招待所服务员记得：双林院士说，人老了，记不住事了，早上起来转一圈，睡个回笼觉，就忘记吃过早餐了没有，也忘记洗漱了没有；为保险起见，他只好再次刷牙、洗脸。关于身后的遗产，他早已做出安排：两套房子，一套过户到孙子名下，一套卖了，把钱捐给当地小学，替失怙儿童交学费。

他编好了自己的诗集，单等着乔木作序。乔木先生对双渐说：

渐儿，你大概不知道，普天之下，也只有你们家老头子敢对我说，我比不上书法史上的那些大家、名家。他说得倒有道理，他说那些人写的时候，没有当书法来写……他说得对。古人读书写字，写信写告示，开药方，记账本，原本都没当书法来写。这次，我借这篇序，回忆了我与你们家老头子一辈子的交往。往事历历在目，搞得我血压都高了。昨天写了一整天。你来之前，我又看了看，才想起这是书法。好啊，忘了这是书法，就回到了“书”的本义……古人把写字说成生孩子。写这篇文字，就像生了个孩子。我走了十万八千里，又回来了，回到了“文、字、书”三者的真实关系当中。几十年来，这是我最好的一幅字。再写一遍、十遍，也写不了这么好。

这么好的一幅字，却没有盖章。乔木先生小孩子一样说：“我就是不给他盖章。他来了，我才给他盖章。”此言，此情，禁不住催人泪下。鲁迅先生曾有著名的“民族脊梁”一说，双林院士就是这样的脊梁，在需要的时候，这样的人会义无反顾，会挺身而出，默默扛起民族的重担。他身上所凝聚的罕见品质，和现下的许多人文知识者不同，乔木先生虽然生性散漫，但内心深处是懂得并敬重他这位老友的。在妙语如珠的文人雅士群里，作者特意塑造了这一赤子般晶莹、雕塑般肃穆的形象，使《应物兄》打开的这个变形的世界，突然有了光，也有了重量。

老一代去的去了，未去的也已风烛残年。同辈之中，思想者文德能早逝，文德能的至交芸娘，应物兄大学时代的辅导员，人格纯正，思想如多切面晶体，由考古学而现象学、语言哲学，一路走来，现在也病故了。他们都是应物兄怀念和尊敬的友人，身上凝聚和承载着一代人的情怀与思绪。对他来讲，芸娘、文德能是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历程的象征而存在的。遗憾的是，应物兄对他们的内在世界多少有点隔膜，他自己坦言，实在“没有能力描述芸娘”。

现在，活跃于儒学院筹建工作前台的，是善于钻营甚至不惜拉人下水以作把柄的吴镇教授，是副校长董松龄，一个滔滔不绝但说话像低烧的日本学专家：

我给道宏校长说，我怕自己做不好，还是让贤吧。道宏校长就讲了一番话，他说，那不是他的话，是程先生的话。程先生讲得好啊。程先生说，我们这些读书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让。该让的让，不该让的也让。让来让去，天下没了，自己也没了。

啊，“死去的人是认真的，活着的人已经各奔东西”。

举目四望。晚生代中，宗教学教授宗仁府的弟子在跟着导师做法事挣钱，一手带出的博士孟昭华在中医院靠古籍的活学活用混得风生水起，自己的助手、乔木的关门弟子费鸣因看不惯现状提出辞职，留学生卡尔文因性乱患了艾滋病而被遣送回国，在读的研究生张明亮还在与同门易艺艺争着进儒学院，而易艺艺却已怀孕，胎儿的父亲竟是程大师已婚的儿子。

希望何在？尚未发力的文德斯，一闪而过的佛门弟子净心，不免让读者心生期许。那些真正的读书种子呢？被项目、发表、考评、接轨的游戏，给边缘化了，学官、大腕们压根儿就看不见他们。哦，不，还有那位“光着膀子穿西装”的王子，无人知晓其年龄、来路的天才小颜（姓朱，似赐名于“应物”的朱三根后人），正“亦古亦今”地游走于学府与民间。他的博客名叫“其鸣自詨”，他瞄一眼版本就说得出某句话在该本《论语》的哪一页，还知道鸟群从不在飞行中交配，莫扎特曾为一只紫翅椋鸟举行过盛大葬礼，叼开耶稣裹尸布的鸟就是渡鸦，莎士比亚剧中出现过的鸟类应该是五十三种，他讲数据、用经典，能将儒学、杜鹃、禽言诗的含义与联系说得人一愣一愣的，也能把昆虫解剖与生物标本做得漂亮利索。他的理想是归化为鸟类：

当你仰望那些飞鸟，你会觉得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它在我们之上，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之上，高过所有的树梢。如果它们停留，那也只是为了给我们以启示。

造化弄人，大象无形。夹在陆续逝去的上一代和各怀心事的下一代之间，应物兄真正体会到了中年的沧桑。口力劳动者，伪币制造者，性瘾症患者，入史的冲动，被人遗忘的恐惧，活着时就想着后人对自己的考证。大学之殇啊。“在八十年代学术是个梦想，在九十年代学术是个事业，到二十一世纪，学术就是个饭碗。”应物兄实在心有不甘，他多么想通过儒学研究院把梦想、事业、饭碗统一起来。有时，他的思想目光极具历史穿透力，比如，面对现代世界的诸神之争与日益沉沦的文化现实，他从犹太教和儒学的相似底蕴中看到了某种希望，曾半开玩笑地说，“在中国人之外，如果让我选择另一个身份，那么我愿意选择犹太人。”

这个人心事重重，如此复杂又如此单纯。他一直在上课，在开会，在奔波，在应对自身的情感困境。生活的摩擦系数越大，他的困惑就越多。一桩纯粹的学术事业怎么就变成了一项开发工程？为什么人们总是宁得罪君子而不得罪小人？以前都是老师告诉弟子不要太天真，而现在却是弟子告诉老师不要太天真？为什么自己连偶尔咆哮一下的力气和想法也消失了？这些都是小说的未问之问，也是小说的未答之答。唯一幸运的是，应物兄还保持着敏锐的羞耻心。在电视商店的屏幕里，当看到自己同时出现在不同频道里侃侃而谈，他禁不住“下意识地看了看周围”。这个微妙细节，把应物兄与那些自鸣得意的出镜文人严格区别了开来。作为一个不乏真诚度的文化儒家，他深知“知行合一”之难。由自我语言的内外分裂现象，他甚至感受到了某种虚伪。有时也不免自卑，从热衷于西学的80年代走来，自己其实和小狗木瓜一样，只是个“串儿”，是个血统不纯的文化混血儿。但他仍禁不住怀恋那个“当年”：

它的一砖一石重新聚拢，楼道盘旋着向上延伸，门窗和阳台各就各位，核桃树再次挂上青果，爬墙虎重新在水泥墙面蔓延，土褐色的原始生物一般的蜥蜴又悄悄地栖息在爬墙虎那暗红的枝条上，并张开嘴巴等待着蚊子飞过。当然，与此同时，文德能重返青春，文德斯重返童年，用沙子擦拭奶锅的阿姨重新回到素净的中年，而所有的朋友突然间又风华正茂。

应物兄内心是有大苦痛的人。唯其有大苦痛，才会有大悲悯。维特根斯坦说：天才者最痛苦，因为他能感受到每一个人的痛苦；不过，他最痛苦却正是由于他理解了别人的痛苦。《应物兄》把夫子们的“心事”如此清晰地摊开来，人与事的来龙去脉丝丝入扣，每种话语、每个细节都精准入微，一切似乎都有存在的理由，都能够得到理解，但人们就是不知道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是不知情的读者，那个讲故事的人，仿佛是不知情的叙述者。知识分子在这里遇到了知识的宿命，因为世界本来就不是为了彰显人类的认知能力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被弹回去了。悲悯感，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悯感啊，能否帮我们解脱？

“思想向着深沉的困惑斜视过去，而现实变得越来越模糊”。（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

一切只能“退藏于密”。

05

反讽：从巴别到太和

李洱认同罗兰·巴特的一个说法：当代写作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多的趣味。接触过李洱的人，都领教过他的幽默感和俏皮劲儿。在《应物兄》里，这一点得到了尽情发挥，有时读着读着，就让人忍不住笑上一阵。

比如，一条小狗咬伤了另一条小狗，双方主人签署的赔偿协议简直正式得过分：“若金毛JamesHarden（詹姆斯·哈登，狗证：0037157311811）因为木瓜（品种不明；英文名，缺；狗证，缺）而传染上了Hydrophobia（狂犬病），木瓜的主人须赔偿金毛James Harden主人人民币110000元（大写：拾壹万元整），并负责支付所有医疗费用。若金毛JamesHarden不幸离世，其丧葬费（不含购买墓地费），由木瓜主人按实际花费支付”云云。亦学亦官的葛道宏校长声称从不愿讲废话，又认定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一句废话，但他却通过研究福山的废话，而滑稽地成了一个著名的学者。程济世的美国儿媳珍妮特别喜欢养驴，她认为驴子是最洁净、最节制、最不自恋的动物，驴子的耳朵很好看，驴子的嘴唇很性感，驴子谦恭，耐心，安静，为此还写了篇论文，说驴子就是动物中的儒家，简称“儒驴”。  

这都是摆在明面儿上的玩笑。在漫长的阅读过程中，它们纾解了疲劳的神经，调整着呼吸的节律，也让人对作者的机智和不羁的想象力感到惊讶。笑是门艺术。但反讽不仅是门艺术，还是一种哲学，一种体验世界的方式。除了双林院士这一“例外”，《应物兄》基本上采用的是总体性反讽。总体性反讽并不指向特定对象和个体，而是形而上地质疑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和历史活动的盲目性。对《应物兄》来说，更深刻的反讽其实是暗幽默，内敛的幽默，由于嘲讽变得模糊、间接，所引起的笑声也就暧昧、迟疑。当反讽的矛头在指向世界的同时又指向了自己，它带来的只能是尴尬，是“苦恼人的笑”。

应物兄舌尖上滚动的话不是口中说出来的话；乔木让弟子管住嘴巴自己却一句也不肯少说；程济世最担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偏偏儿子因吸毒而生了个三条腿的怪胎；副省长栾庭玉夫妇精囊里有精子、卵巢里有卵子，就是无法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小孩；栾副省长的秘书邓林，一边强调干群关系的重要性一边找着老百姓的茬子；京剧大师兰菊梅卖朋友是真的，哭朋友也是真的；神偷儿唐风居然“偷”成了易经大师；大院子弟雷山巴享用着一对姊妹花却不耽误朝圣。还有，时间得了病却让空间受罪；中式山水画下面装一个西式壁炉；崇尚鲁迅精神的人忽然成了基督徒；虚伪一时是小人，虚伪一世倒成了君子；西学进不去，中学回不来；在古典文献里游泳的不是鱼而是鱼雷；洋人看得起搞中学的汉人却看不起搞西学的汉人；有经天纬地之志，继往圣绝学之愿，却阴差阳错，一脚踏空；等等。诸如此类的窘迫和反差，林林总总，遍地可捡，渗入小说的肌理，塞满生活的夹缝。在这里，如同几乎没有完全“正确的一边”，也没有完全“错误的一边”。总体性反讽乃是一种临界的反讽，它揭示的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无可避免的悖谬：所有人物的行动都被自己所不知道的无意识力量支配，因而，他们既是被审视、嘲弄的对象，又是被同情、怜悯的对象；他们未必是无辜者，却一定是无助者。

让荒唐变得合情合理是一种本事。让“相反的念头互相撕咬，互相吐痰又互相献媚”，是一种别样的智慧。言与行的错位，矛盾内涵的反常性、不确定性，沉浮于未终结之话语流程的各种格言、警句，此夫子之道与彼夫子之道的相互成全与相互抵消，以及意义结的突然松弛或蒸发，让一切自负、自信、生机勃勃的言谈、教导都落入了临界叙述的反讽之中。临界的反讽是间距性反讽。它是适度的、宽容的，有分寸、掂斤两的反讽，它不会一下子把人、事、理撂倒、打翻。这颇合儒家的礼教：既用春秋笔法张批判讽喻之力，又不失温柔敦厚之古风。但与传统儒学大不相同的是，《应物兄》从头到尾，都没有提供明确的价值说教。一位叫米克的西方修辞学家曾说：“不带任何教诲目的的反讽精神，很可能从来没有人描述过；所以文学也很可能都是说教性的。”（《论反讽》）“很可能”？这句判语终究还是留了些余地。这“余地”不妨就留给《应物兄》这类完全出离了教诲目的的反讽小说吧，当故事奠基于反讽，当一切呈现、反思、启示由反讽而来，反讽就既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诗学的建构方式，它既是一种叙述调子，又是一种新的文学道德。

《应物兄》诞生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历经一个多甲子的探索、曲折和艰苦奋斗，终于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衰弱的中国改造成了一个初步小康、生机盎然的中国，一个开始有能力、有胸怀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也汇入了这一愿景。但世界却极不太平，资本流、信息流、人口流，往返密切而频繁，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加剧了生活的格式化、单一化，以及各种“病毒”和“交流性疾病”的快速传播。全球化给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造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排异反应”，更出乎意料的是，它还反讽性地挑战了一直由西方自己在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若不能伦理地相处、共存，各大文明体的直接遭遇、碰撞，将导致更为严峻的冲突和危机。同时，人们惊愕地发现，现代技术飞速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规模化运用，已将人类命运置于两难境地：一边是无法想象的福祉，另一边是无法确认其后果的风险。许多传统的经验、温暖的记忆和精神价值，如同融化的冰山一样，一块块掉落在物质进步的汪洋大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前面之所以说李洱对物的打捞，对文化记忆的唤醒，乃是一种“反熵性努力”，其背景盖出乎此。

这是人类文明的临界时刻，也是《应物兄》反讽语境的纵深。

巴别，即巴别塔。据《圣经·旧约》传说，古巴比伦人齐心协力建此通天塔，为扬自己的名，耶和华不愿意了，说我们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在希伯来语中，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在现代西方哲学里，“巴别”则是一个关于语言问题的基本原型。德里达认为，“巴别塔”并不纯粹是形容语言多样性的，还是展示语言本身的不充分性、不完全性以及完善的不可能性的。这就是说，“变乱”“言语不通”也发生在语言内部，不用上帝来干预，人类的交流、文明的沟通也是无比艰难的。

济州大学的学术报告厅，就取名“巴别”。来此演讲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莅临者大都年高德劭，何为教授就是在这里讲她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时滑了一跤，就此一躺不起。当发现双林院士暗中来了济大，校方执意相邀他做个报告，海报都贴出去了，结果，他根本没有上台。座位空了一多半的大厅，只有屏幕上放映着一部影像发黄的资料片：漠漠黄沙，深一脚浅一脚的足印，中山装，鹅卵石，一片青草，接着，风又卷起黄沙；然后是一份份摞上来的西方报纸，字幕上出现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字样。银幕上没有声音，就像在放一部默片。

双老凭本能还是直觉拒绝了在“巴别”的演讲，我们无从知晓。但从他带来的这部褪色的资料片中，可以推想，他要让今天的学子们了解和记住些什么。济大建“巴别”演讲厅的时候，大概也是中国到处建罗马园、加州别墅、泰晤士小镇的时候。那个时候，校方大概根本没有想到“巴别”本身是个悖论：它既是文明的聚集之地，又是语言的不通之所。主事者更不知道的是，在《埃及亡灵书》里，“巴别”实际上还是个邪神。如果济大请一位埃及学者来此做讲演，他肯定会皱着眉头要求换一个报告厅的。“巴别”不是祥瑞之名，用在语言交流场所上更是南辕北辙。其反讽意味实在太强，可惜一干博学鸿儒毫无觉察，作者的构思可谓苦心孤诣。

比较之下，程济世先生将济大儒学院取名为“太和”，就高明多了。按《说文》：和，相应也。本指歌唱的人相互应和，后引申出平衡、相辅相成、多样性统一等意思。孔子最早看出“和”与“同”的差别，故有“君子和而不同”之说。所谓太和，就不是一般的“和”，而是最和、极和，《易传》首倡“太和”一词：“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程先生引的是朱熹：“太和者，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这说法颇合老子“冲气以为和”的本义，也算儒不逾道。但栾副省长、葛校长有所不知，这“太和”也常用作皇帝登基、改元的年号，著名的如三国时魏明帝曹睿，力主汉化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登基或亲政的元年，都是将年号称作“太和”的。程先生是否暗自类比，不好揣度，但其踌躇满志之态确乎是跃然纸上的。莫非“太和”这名字也暗藏机锋，也逃不脱反讽？哎呀呀，《应物兄》里文德能留下的那个生造词“Thirdself”，那个第三自我、第三只眼，难道不能消停一会儿，把眼闭上？

“巴别”与“太和”，是小说所喻指的两条道路，也是济州大学从文化自卑开始转向文化自觉的道路。然而，从巴别到太和，两条路能否相交？能否兼容？能否走得通？路漫漫其修远兮。应物兄在路上遭遇的“车祸”，只是一次意外的搁浅、卡顿，无论他活着还是死去，无论程济世大师最终来还是不来，其实都一样，都无碍于人们对这条道路的上下求索，哪怕一种反讽性目光日夜梭巡在桃都山、仁德路的上空，人们也不会终止探寻的脚步。在这个意义上，《应物兄》就不仅是一部呈现、批判、探索当代知识生活的百科全书，而且可以被视为一个关于当代文明困境的隐喻。这里，埋着当下人类的最深沉的心事。

苦恸之后有悲悯。反讽之上有仁慈。

“儒学救世是越救越好还是越救越坏？”著名儒学家应物兄教授好像在哪里自问过这个问题。还有一次，关于文明的思绪，他好像一下子飘得很远，“比起地球上有机生物的历史，人类五万年的历史只是相当于一天二十四小时中的最后两秒钟。按这个比例，人类文明史只占最后一小时最后一秒的最后五分之一。”

多么珍贵，多么令人惊叹的五分之一啊。在这奇迹般的五分之一里，请相信，“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还要相信，《应物兄》里的这句话，绝不是反讽。

结语

让小说不可替代

我们记得，宗璞先生用四卷本“野葫芦引”全面描写了战乱时期颠沛流离的西南联大。长期以来，文学界也一直期待着，能有一部巨制，对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的当代士林和中国学院知识分子群体，作出类似规模的书写。现在，《应物兄》问世了，它是否意味着我们已如愿以偿？

宗璞《野葫芦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5

它将经受来自各种目光的审视和解读。它极为丰富的精神义涵、叙事艺术上的中国智慧和洇墨无痕的小说手艺，也远不是一篇急就的评论就可以深入发掘的。但它结结实实的存在，的确已无法替代。至少，在汉语长篇叙事艺术和知识分子书写这两个方面，《应物兄》已挪动了现代中国文学地图的坐标。《围城》精明、促狭，《活动变人形》辩证、直露，《废都》沉痛、皮相，《风雅颂》因隔膜而近似狂乱，这些书写知识分子的经典杰作和非杰作，都可以作为《应物兄》的文学史参照。当然，也正是因为它们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为《应物兄》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

当代知识人总算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红楼梦”了。然而，万宝全书缺只角，当代“石头记”里少了个刘姥姥。这不免让人有点儿耿耿于怀。至于那个爱骂骂咧咧的邬学勤教授，充其量也只是半个焦大。因为他的怒气，仅来自必须用英文讲屈原、写屈赋教学大纲的无厘头规定。转念一想，又觉得李洱也许是对的：在今天，刘姥姥还进得了学院生活的大观园吗？

也许，另一个问题更需要回应。鲍德里亚说：“即将到来的这个社会，是文盲和计算机化的社会，这个社会也将没有文字，这是我们将来的原始社会。”他说，这就叫“记忆的种族清洗”。但像《应物兄》这种破茧化蝶的小说语言，会被人工智能语言取代吗？我以为不能。人工智能做不了应物兄的梦：

它的嘴巴处在水与叶的界面。

他摘了一片无花果树的叶子，把它捏了起来。他没有去惊扰那只正在吐丝的蚕。他怕影响它作茧，影响它化蝶，影响它做梦。

本文原刊于2018《收获》长篇专号（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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